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，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，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！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——伟大的斯大林万岁！——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全球共产主义者大会上的讲话。
“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”——1939年9月1日在《新华日报》上登载的访谈。
“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，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。庆祝斯大林，这就是说，拥护他，拥护他的事业，拥护共产党的胜利，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。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，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，只有斯大林的援助，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。”——1939年12月20日在延安公开讲话。
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，那麽最好的办法，是索性不谋总建设，索性分裂，去谋各省的分建设，二十二个行省叁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，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。——《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──湖南共和国》，1920年9月3日的长沙《大公报》
中国的事，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。……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，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，采省们罗主义，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，大门以外，一概不理。国庆是庆中华民国，我实在老不高兴他。特为趁这国庆，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。——《反对统一》，1920年10月10日发表于《大公报》
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，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，要爱护学生身体。教员要少讲，要让学生多看。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，将来可能有所做为。
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，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。回去以後，你就告诉这学生，八、九点钟回校还太早，可以十一点、十二点再回去。——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.6.4
不要考试，考试干什么？一样不考才好呢！对于考试一概废除，搞个绝对化。——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（1968.7.28）
考试可以交头接耳，甚至冒名顶替。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，我不会，你写了，我抄一遍，也可以有些心得。可以试点，要搞得活一些，不要搞得太死。——春节谈话纪要（1964.2.13），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460页。
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，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。考试嘛，五、六十分以上，八十分以下，七十分为准。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，要搞有时没办法，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，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，这不是几何吗？因为是一笔，交卷最快。——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（1968.7.28）
武斗有两个好处，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。……再斗十年，地球照样转动，天也不会掉下来。——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（1968.7.28）
我才不怕打，一听打仗我就高兴，北京算什么打？无非冷兵器，开了几枪。四川才算打，双方都有几万人，有枪有炮，听说还有无线电。——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（1968.7.28）
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！我们开始打仗，靠那些流氓分子，他们不怕死。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，我就不赞成。——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（1964.12.2）
去搞阶级斗争，那是大学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什么“北大”“人大”，还是那个大学好！我就是绿林大学的，在那里学了点东西。——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（1964.8.18），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５４９页。
秦始皇算什么？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，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。我们镇反，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？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，你骂我们秦始皇，不对，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。骂我们是秦始皇，是独裁者，我们一贯承认；可惜的是，你们说得不够，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（大笑）。—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8.5.8
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。工程技术人员接受共产党要好一些。学理科的其次。学文科的最差。——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1964.8.24
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，後来出了彭德怀，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, 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？这一操，就被搅乱了，工作受到影响。——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（1962.9.24），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 一九六九年。
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。他们说，很对不起，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。我说∶不！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，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，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！——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、黑田寿男、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.7.10
毛∶“没有什么抱歉。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，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。没有你们的皇军，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。这一点，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两个人有矛盾。”（众笑，会场活跃）。 毛∶“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。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，帮了我们的大忙。请看，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，同时，你们的垄断资本、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。日本人民成百万、成千万地醒觉起来。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，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。”——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，第533至534页。
毛：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，刚才已经讲到，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，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。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，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，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。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，我们也有政治资本，向美国讨帐。它欠了我们的帐，这一点，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。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，理由抓在你们手里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。不能天天赔不是，是不是？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，这一点，我们很可以谅解。我们是你们的朋友，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，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，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。（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）
“要冷静，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，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，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，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、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，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。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，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，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，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，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，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，发展自己，一定要抗日胜利后，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，拿下整个中国。"——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
"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，才爱国，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（苏联）。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，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，形成蒋、日、我，三国志，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，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，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！"——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
"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，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。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"一分抗日，二分敷衍，七分发展，十分宣传"。任何人，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。"!——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
“（抗战时）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。后来才统一认识∶让日本多占地，才爱国。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。”——《庐山会议实录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６）第182页。
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，这里也有对立，有香也有臭，一定要嗅一嗅。——在省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（1957年1月）【毛泽东思想万岁】一九六九年八月版
人同自然界作斗争，也有交换。如人吃东西，吸空气，但要拉屎拉尿，新陈代谢。┅┅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大鱼的屎。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，远陆造机器要原料，就是粮食，机器就是他拉的屎。——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（1959年3月5日），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1967年版，第42页。
同志们，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，有屎拉出来，有屁放出来，肚子就舒服了。——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（1959年7月23日），《毛泽东思想万岁》一九六九年八月版，第305页。
一九五八年
“粮食多了怎么办？国家不要，谁也不要，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！一天吃五顿也行嘛！”
“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，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！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，搞地球统一计划，哪里缺粮，我们就送给他！”
“大概十年左右，可能产品非常丰富，道德非常高尚，我们就可以从吃饭、穿衣、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，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，不叫工厂，大学、街道都办公社，如鞍钢叫鞍山公社，不叫工厂。”“大城市要分散，乡村就是小城市，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，可以落飞机，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，每个公社平均两架，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。”
“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，神密得很，有很大的迷信。我也不懂工业，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，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。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，开始不懂，过几年，也就懂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“赶超英国，不是十五年，也不是七年，只需两到三年，两年是可能的！”
“为五年接近美国，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！”
“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。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。”
“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。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？一搞大跃进，就没时间犯法了。”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，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。……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，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。军队靠军法治人，治不了，实际是 1400人的大会 (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) 治了人，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。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，我也记不得。韩非子是讲法治的，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。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，开会也是法。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，成为社会舆论，都自觉了，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。我们各种规章制度，大多数，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，我们基本不靠那些，主要靠决议，开会，一年搞四次，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。人民代表大会，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，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。——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
我是个粗人，很不文明。有人说，中国爱好和平，那是吹牛，其实中国就是好斗，我就是个。（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１９６８、７、２８）
